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

在第四届海丝中央法务区论坛分议题二上的主题演讲

“中办、国办”在2018年发布《关于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》，提出的目标很明确，也顺应了我国“一带一路”在发展过程中深耕细作的大背景和大环境。关于商事争端解决的文件颁布之后，我国无论是在涉外审判领域，还是在商事仲裁领域，以及在后来的商事调解领域，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。

最高人民法院从2015年开始，就在关注服务保障“一带一路”文件，第一次把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这个关于条约解释最权威的国际法规则纳入最高司法文件当中，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影响，这是我国尊重国际法、严格按照国际法规则来履行自己的国际法义务的重要体现。

从事WTO法律研究和实践的人都知道，很多上诉机构的案子中，上诉机构的成员用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的条约解释规则解释国际公约，我们也将其纳入我们的司法理念当中，在涉外审判当中，学习国际最先进的理念，逐条推理来解释国际公约。

2019年，又发布了第二个关于“一带一路”的司法文件，在第一个文件的基础上，深化了涉外审判领域的改革和创新成果，建立仲裁友好型司法的氛围。很有幸，我也是见证者和参与者，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密集推出三个关于仲裁的司法解释。

中国商事仲裁界有人讲，其实有很多人讲，不光我们自己人讲，他们说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四个司法解释，使中国的仲裁真正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。这几个司法解释发布之后，中国商事仲裁的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惊。

去年底，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又发布了第36批指导性案例，向纵深发展，这种支持，以及这种营造友好氛围的发展，我概括为积极支持仲裁的鲜明司法立场，依法监督的司法担当，严格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司法风范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商事审判领域真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包括我们建立国际商事法庭，去年美国国会专门就中国的商事法庭，邀请了三家美国智库，出了一个专门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报告。尽管里面有一些偏颇和误解，但美国是司法大国，他们根本不太关心别的国家的司法，但他们专门就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出了一份报告。

去年，社科院去到欧洲进行学术交流，到每一个地方，除了介绍各自国内的法律制度之外，另一个话题就是仲裁。我一直讲：仲裁是全世界法律人的共同语言，大家非常感兴趣。因为有一个《纽约公约》，大家有共同语言，不像有的方面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特别是在一些公法领域，但仲裁是我们共同的。

另外一点就是关注国际商事法庭，包括进展、审案情况、法官情况，甚至关心我们能不能选任外籍法官。这些都是党的二十大以来，甚至是2015年以后，习总书记以及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发布文件之后，我国在这些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。不是喊口号，是真真正正有实质性的进展。

另一个进展，2018年《新加坡调解公约》诞生，商事调解正式走向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舞台中央。以前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条约，但没有像诉讼、仲裁这样被国际法、国际公约承认，特别是在执行方面。

《公约》诞生之后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三驾马车终于形成了，我们社科院受有关部门委托，完成了这个评估报告，签约之前向有关部门递交，用自己的学术贡献，推动了中国首批签约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还在推动如何落地，因为还有一个批约，最后还有制定《商事调解法》的问题。

最后，用两句话总结。

首先，作为一个国际法的学者，亲自见证，甚至有幸参与了中国商事争议解决多元机制的形成、进步的过程，深感骄傲。

第二，我们的很多工作还需要继续向纵深推进，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争议解决领域的话语权、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