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满船厂的“条款”，渔民撕毁协议——

签过字的协议还算数吗?

福建法治报—海峡法治在线4月23日讯 “谢法官，我已经把100万打给阿青了。这是转账凭证!也要向您道声感谢……”3月13日，看到手机弹出的消息，省高院民四庭法官谢德森很欣慰，前一天刚签完调解协议，第二天被告当事人就爽快地履行了100万元的调解款。同一时间，收到钱的原告一方当事人也来了信息，“谢谢你们省高院的法官，我终于拿回补贴款了!”

“拿到了就好，拿到了就好!”得知这个消息，法官助理张雨的心头涌上一股成就感，这是他转岗到民四庭后办理的第一个案件，更让他体会到“如我在诉”的意义。“如果只是就案办案，不往深处挖、不设身处地去为当事人着想，就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效果。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事情要从13年前说起。2011年8月，石狮某村渔民阿青响应渔船“小改大”“木改钢”号召，找到同村的船厂老板老蔡进行渔船更新改造。2012年11月，双方签订了长达10年的挂靠协议，渔船挂靠在船厂工人金哥的名下建造，除了造船费用，阿青每年还额外交给金哥2万元挂靠费。

经船厂代理申请，改造渔船取得国家发放的补助金260万元。按老蔡要求，其中150万元直接交给阿青，而剩下的110万元则“留在”船厂，并将其每年所产生的利息作为风险承担金。

2022年11月，挂靠协议到期，渔船终于可以过户到阿青名下。过户前一天，金哥又将阿青约到船厂签订一份协议，约定双方因船舶挂靠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已经全部履行清楚，不再有任何异议。也就是说，签下这份协议，剩下的110万也就此了结。

由于在船舶建造过程中，船厂需要提供相应指标、贷款担保、办理手续等服务和违约风险金，船厂分走部分补贴款的现象在民间成为默认的“潜规则”。为了尽快过户，阿青只好硬着头皮签字。但紧接着，阿青的妻子到场，在确认110万元不会退还后，她愤怒地撕毁了协议书。

多次讨要无果，阿青四处写举报信的行为彻底将老蔡激怒，“没有我去跑，怎么能要来这笔钱?”“钱就是我的，有本事就去告。”

问题迟迟不能解决，2023年3月，阿青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老蔡退回110万元补贴款。一审审理认为，协议不因一方单独撕毁而无效，因此对阿青的主张不予支持。阿青不服判决，向省高院提起上诉。

翻阅案卷后，张雨意识到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有天然的悬殊。

船厂一方具有政策、信息、资源、技术、资金等多重优势，而渔民则不得不依靠船厂拿到建造船舶的吨位指标、办理银行信用贷款和有关担保服务，每年还要通过船厂领取国家对渔船发放的各种补助资金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算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也有苦难言。

合同内容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?当事人撕毁合同的行为，是毁约还是对合同内容不满?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考量。

合议庭经充分讨论后认为，此次改造包括船网指标对价款、建造费用总计630万元均由阿青承担，船舶日常经营、维修、保险费用也由阿青支付。案涉110万元补贴款作为船舶挂靠期间的风险担保资金符合实际情况，类似于押金。现在双方之间的挂靠已经解除，船厂不再需要承担风险，也就没有依据再留存110万元，应当将这笔“押金”退回。

对在风浪中求生存的渔民来说，110万元绝不是小数，其撕毁合同的背后表达的是对合同约定的不满，即便有了签字的行为，也不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。

“船厂的行为虽然没有合法依据，但其为渔民提供贷款担保、造船指标等帮助，其主张也有一定的情理。如果直接改判，老蔡能否心服口服地返还款项?”形成结论后，又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张雨脑中。

双方同村同姓同宗，该村世世代代以渔业为生，渔民与船厂唇齿相依、骨肉相连。“既要达成个案的目标，又要顾及行业稳定，这就要求法官以‘能动司法’来解决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调解。”谢德森说。

在向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律师征求调解意愿时，双方不仅调解意愿高，还均表示可以让步，这让第一次处理调解工作的张雨十分兴奋。

但事情没有想象般顺利。没过多久，双方代理律师先后打来电话，表示不愿意降低目标金额。通过几次电话沟通，双方意见反复多变，敌对情绪愈演愈烈。

“调解陷入僵局，是不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，让双方的矛盾激化?”带着问题，张雨向审判长谢德森请教。

“老百姓很淳朴，当面讲可信度更高。”谢德森决定不再用电话沟通的方式，而是直接到石狮，面对面、手拉手地做调解。

“你们仗着实力大，霸占了国家发我的补助金，还动不动就克扣我们的油补，借修船名义多拿多占!”

“这次我就是要争口气，官司输了，我也要继续告!”

“打鱼也挣不到什么钱，我还欠着别人几百万……”

在法官面前，阿青彻底释放了情绪，说尽十几年来积攒的辛酸和委屈。听到这些，老蔡也忍不住脾气，控诉阿青四处写举报信，损害其声誉。激烈的争吵让场面一度失去控制，谢德森将两人分开调解。

“不要钱，打鱼那么辛苦为了什么?你不要钱，老婆、孩子同意吗?”看似责备的话，却说进了阿青心里，他对调解的态度有了转变。

“法官，我也有风险，如果之后这个船卖了，国家把补贴钱收回去，我怎么办?”老蔡问谢德森。

“从法律角度，你占这个钱没有依据，应该还给阿青。你担心的后续问题，可以在调解协议中进一步约定。协议有我们法院盖章，有法律效力。”在法官的释法说理下，老蔡也放下了思想负担，双方逐渐将目光放到调解方案上。

“昨天我告诉村里人，省高院的法官要过来调解，大家都不相信，觉得没人会管我的事，今天有法官在这里，我也退一步。”解开了心结，阿青反而豪爽地让出10万元，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，约定老蔡向阿青支付100万元。

第二天一早，随着老蔡将100万元转到阿青的银行卡上，调解协议履行完毕，终于案结事也了。

“案结了，但工作还没结束。本案情况在当地并非个例，下一步我们还将开展调研，全面摸清渔民造船行业规则。”谢德森表示，将通过司法建议及法律服务，对该行业的法律关系进行规范，推动渔民与船厂，以及船东与船员等渔业体之间建立良好的生态体系，实现办理一案、治理一片。

(本报记者 郭佳文 王思琦)